《乖呀乖——为爱狗的你和我》：生命的约定与爱的教育|当前快看

《乖呀乖》万方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万方与她的乖乖

万方新作《乖呀乖——为爱狗的你和我》（以下简称《乖呀乖》）仿佛是一封长信，写给小狗乖乖，写给岁月，也写给自己。虽然这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并未采用书信体格式，但在它涓涓如流的文字背后，在既定的现实与虚广的时空里，有一个接纳作者娓娓细诉与脉脉深情的收件人，那就是“爱狗的你和我”。

从私密到公共

从某种意义来说，《乖呀乖》是单向的，并未预设读者。“爱狗的你”未必是读者“你”，而只是与“我”同类的人。在“爱狗的你和我”之间，作者对乖乖的情感更多回流到自己的记忆密室，她以内燃的方式完成的写作，本质上是内向的、私密的、封闭的。这种“私密”并不涉及隐私，而是独属于创作者个人的极端个体化的经历。除了创作者本人与小狗乖乖，这部书似乎与他人无关。尽管书中也有其他人和狗狗，但它实实在在只是“我”和乖乖的故事。而作为主人公的乖乖因为不具备阅读能力，这部书也不作用于乖乖。作者的创作出发点一如她引用的博尔赫斯的话：“我不为任何人写作，我写作是因为我感到一种这样做的内在需要。”写乖乖，本身就是价值和意义。因此，从根本上说，《乖呀乖》是放下读者的写作，是从作者自身出发，自顾自地记录与倾诉。

【资料图】

然而，这记录和倾诉太动人，如果作为读者的“你”有幸遇到了这部书，就会进入万方的个人世界，被深深吸引，成为动情的旁观者，并发现这部“私密”作品的公共性价值。因为这部掺杂着个人人生疼痛的作品，是一部生死之书，也是一部情感之书。它是生命过程的见证，是人与动物对等情感的表达，是无垠的虚空中握得住的温暖，是无心插柳中生长出的人间伦理和哲学。它的柔情、平静和深切，是哪怕一切都烟消云散后依然能保持的坚固。因此，这部书不仅仅给“爱狗的”你和我，也给爱或不爱狗、爱或不爱其他的所有读者以爱的教育。所谓意义大于形象，《乖呀乖》就这样从私密走向了公共。

被改变的人生

万方记录的是一场生命的约定。她与乖乖十六年的相依相伴是见证生与面对死的悲欢旅程。乖乖进入作者生活，无疑是一场陪伴式拯救。陪伴的目的是对抗——对抗恐惧，对抗孤独。因为乖乖是作者面临失去爱人的恐惧与无助时到来的，作为新的陪伴，她让作者坦然接受和面对生命过程，学会和死亡相处。在生离死别中，乖乖就是那张接住万方的网。当一个生命消逝，另一个生命以呼吸、体温、眼神显示存在、表达依赖，世界便与孤独中的坠落者有了关系，重新建立了稳定的秩序。生命如此具体，可触、可感、可知，宇宙之大，时空之无涯，未来之不可知，都在这跃动的生命面前改变了形态，化身为扎实、安稳乃至喜悦。因此，万方说：“感谢狗，让我在某些时候化作他们中的一员，每当我变成狗，平安无事。”“孤独，那么凶狠的角色，却在一条小狗面前如此轻易地败下阵，而小狗什么也没干，动都没动，只歪着头朝我望着，就把孤独吓跑了，逃之夭夭。”正是这个小生命，改变了作者的人生。除了陪伴，还带来了生命的放松与解放。

“或许狗狗才是最终的主人，他们拥有改变人的能力。”因为乖乖，作者认识了很多狗和很多人。对她来说，人似乎分成了两类，养狗的人和不养狗的人。她的世界有了新的奇妙。与其他狗主人之间无功利的社交，简单到甚至不需要知道对方的姓名。同样的“铲屎官”身份，同样是爱狗的人，就足够形成默契。尤其珍贵的，是作者通过狗看到了人，看到了人性中的神性。自己不养宠物但收留了流浪狗的B女士，坦然面对生活磨难、毫无悲苦的咖啡妈，一定为球乖乖找个爱她的好人家的小冉……在他们这里，爱、责任、义务同是生命契约的条款，狗和人是平等的，理应获得同样的关注和尊重。传说中美国狗证上的九句话，实在让人柔软，那是狗狗对主人说的话，是一种生死依托与交付。对于狗狗，主人是全部，是上帝一样的存在。他/她是你的，无条件，无保留，不计后果。决定养狗就应当视狗狗如家人，这是从情感到伦理的自然结论。

在乖乖与主人的生活中，表面看起来，是乖乖需要主人，但在特殊的人生情境中，显然主人更需要乖乖。并且，万方发现，所谓需要或被需要，其实可以脱离具体情境，因为“人不仅有物质上的欲望，还有一种高于一切的渴求，那就是被需要，我们需要被需要，我们心甘情愿付出，甚至不觉得是付出，是的，毫不计较”。的确，在需要和被需要之间，“被需要”赋予人超越个人欲求的责任，彰显人的重要性，而承担责任是人性高贵的表现，是人自我实现、自我确认的方式之一。狗狗能够治愈人生荒芜处的“没意思”、无意义，因为被需要本身就是价值和意义。这朴素但易被忽视的人生哲学，在乖乖与主人的相伴中获得了阐释。

“写什么”更重要

写狗，是一个独特的文学选材。中外作家笔下都不乏狗的形象，西方文学又似乎更钟情于狗的书写。玛格丽特·桑德斯的《一只狗的自白》、尤金·奥尼尔的《一只狗的遗嘱》、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《阿弗小传》、石黑谦吾的《再见了，可鲁》等作品，都能看到文学创作者对人与动物情感的关注。不过，这些作品多属虚构类，虽有真实生活基础，但与非虚构的《乖呀乖》还存在创作定位与阅读感受上的差异。从文体选择上，或许只有美国作家雅比凯尔·汤玛斯的自传性作品《三狗生活》可与《乖呀乖》并论，但其书写对象是三条狗，且是不同的经历、不同的感受。

中国很多文学名家也都写过狗。老舍、梁实秋都写过题为《狗》的短篇散文，但狗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并未发生深切的情感关系，他们的写作目的都在于借狗刺世；杨绛《干校六记》之一《小趋记事》和巴金的《小狗包弟》足够感人，有可爱的小狗形象，也有作家个体情感投入，但也是短章。采用长篇纪实文体来写狗，《乖呀乖》在中国文学创作中当属首例。万方在《乖呀乖》中引用著名漫画作者斯科特·亚当斯的话：“写作技术成熟的人最关心的不是怎么写，而是写什么。灵感更依赖身体，而不是大脑。”的确，当技术成熟的作家不再为“怎么写”困扰时，代表眼光、态度、立场的“写什么”便成了第一要务。

《乖呀乖》写的是什么？是真情，是深情，是柔情。万方以家人般深挚的情感，写出了一条乖巧、机灵、纯净、敏感的小狗乖乖的形象，写出了人类情感的热度、浓度、烈度。无论你是不是爱狗的人，都无法不被感动。（作者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原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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